【民生无小事】：规范得宜　行人专用区未必不可为　文：刘韦玮

近年政府大力推动“文化+旅游”，市区经济与街头活力的议题再次跃入大众视野。最近有议员在立法会提出重设行人专用区的建议，随即引发社会热烈讨论。然而，多名直选议员与地区人士随即表达强烈疑虑，甚至直指若未经周密考虑便贸然重来，无异于“慷他人之慨”。这场争议的背后，反映出市民对过往经验的余悸，但大家是否就此对“行人专用区”这概念退避三舍？其实，问题不在于“行人专用区”本身，而在于我们过往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

提及行人专用区，本港市民自然会想起当年的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并非新鲜事，早年的西洋菜街也曾带来无数热闹的夜晚。设立的初衷，本是为了在人车争路的繁忙闹市中腾出空间，改善行人环境。然而，由于过往缺乏有效的监管与长远规划，该处专用区逐渐偏离本意，演变成街头卖艺者的专用场所。在缺乏门槛与框架的情况下，部分表演者为争夺有利位置爆发纠纷，更有人不惜开大音量吸引眼球。

当局过往仅靠《公众地方妨扰条例》或有限的人力巡查，根本无法遏止铺天盖地的音响噪音，形成了严重的噪音滋扰与阻塞交通问题，令楼上居民苦不堪言。最终在巨大的民意与舆论压力下，政府于2018年不得不实施“杀街”。

然而，放眼世界各地，行人专用区在许多大城市如伦敦、东京，以至韩国首尔的弘大商圈或内地城市，都运作得相当成功。外地同样面对过市区密集的挑战，但为何别城能将其转化为璀璨的文创名片，香港却走上“被迫取消”的道路？关键在于当局在选址、规范及监管方面的全面性。

外地城市的成功，建立在严格的发牌制度、分区管理及即时执法之上。例如划定指定区域作为静态文创市集，或要求表演者必须申请许可、限制音量分贝与表演时段，并由警务或执法部门严格监督。相反，香港过往采取“不干预、不审查”的放任态度，反而令公共空间陷入“公地悲剧”。

正如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及地区代表所言，对于重设专用区必须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兼顾现实与民意。这并不意味着要永远封杀行人专用区，而是提示了若要“复活”行人专用区这一概念，就必须彻底革新管理模式，当中包括：

1. 精密选址，避开民居： 吸取西洋菜南街商住混合的教训，未来的选址应优先考虑商业密度高、楼上民居较少的街道或海滨长廊，从源头减少对居民的打扰。

• 重塑内容，鼓励静态文化： 引入静态文化艺术展示、文创手作市集或优质展览，减少高分贝扩音表演的比重，打破“专用区等于旺角大歌厅”的刻板印象。

• 实行考核发牌与总量管制： 建立表演者登记及发牌制度，严格限制表演者数量，并划定指定空间与时间段，配以严格的音量分贝上限（如强制使用配备限幅器的音响设备）。

4. 跨部门即时执法： 赋予执法人员明确权限，对违规音量或非法占用空间者即时发出告票甚至注销许可。只要“规范”做好了，行人专用区未必不可为。

行人专用区是振兴市区经济、展现城市文化活力的优质载体。过往的失败是管治思维与规范体制的缺位，而非概念本身的罪过。只要政府展现决心，多动脑筋做好前瞻性的规划与监管措施，在保障居民安宁与推动城市活力之间取得平衡，行人专用区绝对可以在香港焕发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