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文件分9章　以成文法订立设“境外干预罪”

《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期即日展开，直至下月28日。保安局长邓炳强指，咨询文件共有9章，第1至第2章阐述包括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面对的国家安全风险、以及立法必要性等。而第3至第7章，会涵盖5大类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邓炳强指，大部分的立法建议都是完善现行法例。其中第3章会是有关“叛国”行为，当中会删除或修改部分殖民时期的提述。

咨询文件第4章有关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提出“煽惑离叛”罪扩阔范围至公职人员，煽惑公职人员放弃拥护《基本法》或放弃向香港特区效忠；或煽惑中央驻港机构人员放弃职责，或放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忠，都属“煽惑离叛”罪。

文件又提出完善“煽动意图”相关罪行，建议将煽动引起对国家根本制度、《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中央驻港机构，以及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憎恨，纳入到“煽动意图”相关罪行中。文件指出，过去的经验显示，煽动引起对中央或特区政府的憎恨的行为，如果放任不理，日积月累的后果是令大规模暴乱一发不可收拾，必须基于过往实际经验，厘清及完善有关罪行元素。

不过文件亦建议订明，如果意图是以完善制度或秩序为目的提出改善意见，或者意图希望消除憎恨或离意，都不会被视为煽动意图，强调完善后的“煽动意图”相关罪行，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个人权利自由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至于第5章是有关“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文件提出有关“国家秘密”的定义，应参考国家相关法律，建议涵盖关乎国家或香港特区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关乎国家或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秘密等，但强调在无合法权限下披露，相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才属“国家秘密”。文件建议，非法获取、管用、披露国家秘密等，都是罪行。

而“间谍”相关罪行，咨询文件表明，现今间谍活动不只限于窃取机密，亦包括外国情报组织在他国策划颠覆渗透，举例指境外势力在港版“颜色革命”中策动境内代理人，发布虚假或误导讯息，以煽动对政府的仇恨，是典型现代间谍行为。文件建议，勾结境外势力，向公众发布虚假或具误导性的事实陈述，而意图危害国家安全，亦属“间谍活动”罪。

政府在咨询文件第6章提出，针对2019年反修例事件，建议在现行的“不诚实取用电脑罪”的基础上，新增“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罪”及“没有合法权限下就电脑或电子系统作出危害国安的行为罪”，反映相关行为的严重性及增加阻吓力。其中“危害国安的破坏活动罪”，针对损坏或削弱公共基础设施的行为，提出受保障的公共基建，可包括中央或特区政府设施、公共交通设施，以及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供水、排污、能源、燃料或通讯等的任何公共设施。

文件提出，削弱相关设施的行为，包括令设施容易被滥用或损坏、无法发挥完整或部份应有功能，以及令原本无权接达或改动设施的人，变得容易接达或改动等。

另一项建议引入的新罪行，则打击对电脑或电子系统作出危害国安的行为。文件提出，23条的建议罪行，基本上并不取决于犯罪者实际上采取哪种方法或技术犯案，又指科技非常普及并迅速发展，例如人工智能技术正广泛应用在社会不同领域，潜在的国安风险不容忽视，特别是电脑系统被入侵或干扰而引起的风险。

而第7章建议订立“境外干预罪”，禁止任何人配合境外势力干预国家或特区事务，亦建议完善现行《社团条例》，禁止政治性团体和外国或台湾的政治组织有联系。咨询文件表明决定不引入类似海外国家安全法下的境外组织登记制度。

文件提到，在港的境外组织和人员可能有正当需要，就特区政府政策和措施提出合理意见，包括进行游说工作，不建议“一刀切”全面禁止这些交流，但这些政治活动，必须以合法、正当手段进行，不可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建议下的“境外干预罪”，针对“配合”境外势力“使用不当手段”带来“干预”效果，其中“干预”是指影响行政机关制订政策、干预选举、影响法院或立法会履行职能等，而“使用不当手段”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作关键失实陈述等，而“配合”是指代境外势力，或与境外势力合作下作出行为等。

文件又建议完善规管组织的机制，应对国家安全风险，建议保安局局长有权基于维护国家安全所需，刊宪禁止任何本地组织在香港运作，机制涵盖公司、合作社、法团校董会等本地组织；而如果本地组织是政治性团体，与境外政治性组织有联系，保安局长亦有权刊宪，禁止有关本地组织在港运作。

文件亦提到，针对有危害国家安全分子潜逃境外，继续危害国家安全，包括成立破坏性的“影子组织”，建议特区政府有权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禁止这些境外组织在港运作，一旦这些组织被禁，任何人不应在港代组织进行活动，或提供任何形式援助。

至于咨询文件的第8章，会建议就5大类罪行订立域外效力。第9章就会提出办理国安案件的不足，例如警方就处理复杂国安案件需较长办案时间，邀请公众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