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要求接种疫苗变成了歧视的时候

今时今日，世界变得实在有点荒谬。众所周知，接种疫苗其实是目前应对新冠肺炎的唯一办法，接种疫苗远比不接种更能令社会安全，这是铁一般的科学事实。不过，当要求接种疫苗变成了歧视的时候，这个社会实在应该要检讨，政府与公民之间，究竟还剩下多少信任，而每个人是否还要承担社会责任。

还记得，当疫情全球肆虐时，研发及生产疫苗，几乎是全球所有人的希望，笔者当时已说过，不要以为有疫苗就万事大吉，不料，当日所言今日竟成真。事实上，截至5月1日，全港大约有93万人已接种第一剂疫苗，约52万人接种第二剂疫苗，接种率只有14.3%，远远未达群体免疫所需的80%。

落后的接种率或许不会带来即时的影响。在相对严厉的限制社交距离的情况下，香港第四波疫情已逐渐受控，社会也开始逐步放宽交流。事实上，疫情防控较好的地区，一般民众的接种意愿普遍不高。截至上月，澳门接种率仅6%，内地也只有约17%。可见疫苗接种意愿低，并非仅是香港社会面临的问题。

问题是，限制措施取得的防疫效果，实在难以长久稳定，而持续的限制措施需要社会付出很大代价。接种有效疫苗的好处在于它能更好地让社会的防疫措施，从保守限制过渡到开放交流，平衡社会发展的需要，它更是现有技术下稳定和持久的防疫方法。

香港的问题，是我们看到疫苗的接受度与市民对政府的态度有关。对政府信心低的人，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也较低。虽然没有科学数据支持，但在部份社会知名人士，特别本身具有医护背景的人，以及一些媒体的渲染下，一些人已经相信接种科兴和复必泰疫苗不只会出现副作用，甚至会导致死亡，令打疫苗与否、打什么疫苗沦为意气之争。

近日，因为是否需要外雇在签订新合约前须接种疫苗引起的争论，更上升至是否歧视的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十分荒谬的，当这个问题持续发酵的同时，笔者不禁要问题，政府与公民之间，还剩多少信任。当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要负上最大的责任，既然政府拥有最多的行政资源，公众就有期望，政府须处理好社会上方方面面的问题，就算有些问题目前未必即时可以处理，也要看到对应方案，以及处理的时间表。

另一方面，公民在考虑问题时，除了个人因素，是否还要顾及社会责任。事实上，接种疫苗对个人保护，固然是考虑因素之一，大部份人接种后形成的群体保护，更与社会整体利益有关。观乎目前世界各国都以不同方式强调，接种疫苗体现的是“同舟共济”的精神，这种过往在香港存在的“狮子山精神”，会在处理疫苗接种的问题上重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