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五載 整裝再出發

香港回歸祖國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自回歸至今，中央不斷調整治港思路和策略。回歸初期，中央在香港問題上處於探索和積累經驗的階段，在“一國兩制”政策下給予香港最大的自主發揮空間，但反對派和外部勢力打著“民主”的幌子不斷幹擾破壞“一國兩制”在港實施。2003年，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央明確將香港問題納入“治國理政”的範疇，開始謀劃中央對香港的治理。現如今，在香港即將迎來回歸25周年的大日子，回顧近些年，可謂是香港回歸後不太平一段時間。受各種內外複雜因素影響，“反中亂港”活動猖獗，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但辯證地看，這也是將香港的管治問題充分暴露，促使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逐步落實的關鍵時期。這期間，香港亂局徹底被扭轉，被譽為香港的“二次回歸”。因此，我們有必要回顧、梳理一段時間以來中央治港歷程，從中吸取寶貴經驗，為今後的香港管治提供理論與實踐基礎。

2017年6月底，國家領導人出席香港回歸20周年慶典，為之後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落實拉開了序幕。國家領導人在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需完善。對此，領導人開出了藥方：歸根到底是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在同年10月召開的十九大上，國家領導人就涉港工作又提出：要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

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殷切期許和諄諄告誡，但可惜的是，在反對派的煽動下，香港深深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儘管香港特區政府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例如，將以“港獨”為宗旨的“香港民族黨”列為非法組織，判處了一批反中亂港份子頭目，處分了一些帶頭鬧事的大學生；但由於香港始終沒有建立起根本性的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基本法“23條”遲遲未能完成本地立法，各種對立、對抗依然此起彼伏。直到2019年年中，反修例風波導致各種社會矛盾出現總爆發，敵對勢力把香港作為國家安全性漏洞進行滲透與攻擊的意圖充分被暴露，香港的管治問題亦徹底浮出水面。

在2019年10月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央提出完善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若干制度，標誌中央開始著眼香港最根本的管治問題和治理能力。在各界翹首以待下，2020年5月，全國人大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同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香港國安法，為香港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築牢了在香港防控國家安全風險的制度屏障。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香港的局勢迅速穩定。一大批反中亂港分子或入獄或潛逃或退出政壇就此銷聲匿跡，各類反中亂港組織陸續被查封或自行解散，《蘋果日報》等一大批反動媒體被查封或自行結業，各間大學的反動學生會紛紛作鳥獸散，黑暴活動自此偃旗息鼓，香港社會呈現出一片河清海晏的景象，以上充分顯示出國安法的作用和意義。

回歸以來，反中亂港分子一直利用選舉制度的漏洞堂而皇之進入香港的管治架構，公然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管治的行為，甚至妄想奪取香港的管治權。香港國安法通過後，部分反對派依然癡心妄想試圖操控選舉，進行了所謂的立法會“初選”，因此選舉制度是另一個必須堵上的漏洞。為此，全國人大2021年3月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同月通過新的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式》，為愛國者治港提供了制度保障。2021年9月、12月、2022年5月，新一屆選委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先後順利舉行，當選者都是堅定的愛國愛港者。至此，香港的管治團隊實現結構升級，管治格局實現重塑，全面落實了愛國者治港，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得到有力保障。

近些年，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得到逐步落實，中央對香港的治理正從文本上的“行政主導”，轉向法律、經濟和政治上的“一國”建構，未來也將落實文化與思想層面的“人心回歸”。未來若要香港這艘航船劈波斬浪、行穩致遠，仍要堅定不移地落實好、貫徹好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威。促成香港回歸、提出“一國兩制”偉大創舉的鄧小平先生曾說：“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基本法規定香港實施高度自治，並非全面自治，中央不參與或者少參與香港的管治必然會出問題。”因此，香港未來應該更加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堅持依法治港，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